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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可称为中国新媒体纪录片的井喷年。截至2015年12月，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04亿，手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3.54亿。新媒体纪录片播放量高速增长，《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等9部纪录片播放量过亿。诚然，互联网思维的不断渗透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在释放播出平台、扩大选题范围、改变创作观念等方面对纪录片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也为纪录片产业的发展释放出开阔的想象空间。然而，互联网不是万能的，纪录片发展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不会因为新技术、新平台的介入就迎刃而解，互联网思维本身又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生产方式和宣发理念实现革新
以往，纪录片产业的市场体系和运营机制不健全，导致其核心资源大都集中在国有大型电视机构当中。电视台的专业编导是纪录片生产的主力军，电视台是纪录片的主要投资方和出品方。产业链条不完善，使一些民营的中小企业和有梦想的纪录片人很难找到用武之地。随着互联网跻身主流媒体行列，全媒体传播逐渐成为常态，搜狐、爱奇艺等视频网站纷纷开辟纪录片频道，并组建专门的纪录片创作队伍。电视台对纪录片播出平台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一些有想法、有创意的纪录片人在网络上找到了展示自己的舞台。2015年著名导演焦波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腾讯上线，网民点击率近5000万。这并不是特例，近两年网站出品和独立制作纪录片的数量激增和网站播出纪录片的播放量迅速增长，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互联网思维的介入，为打通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壁垒创造了可能，正在改变甚至重构纪录片的产业链。2014年11月，“纪录中国”产业服务平台的APP发布。他们在线上征集来自纪录片从业者甚至爱好者的想法或素材，为其提供相关的培训和资金支持，使之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Pitch项目，并邀请制作播出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从中挑选，进行投资、制作或播出。2015年该平台产生了13个成熟提案，其中5个成功融资，进入制片环节。这种利用网络对纪录片资源的整合，能更有效地打破封闭在体制内部的运作模式，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互联网还为纪录片领域引入了口碑营销的新鲜理念。比如，今年3月，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距离央视纪录频道热播一个多月后，被上传到网络上，突然走红，很多平时对文博领域、甚至对纪录片都不感兴趣的年轻网民变成了粉丝，甚至有不少人发弹幕说要嫁给修钟表的师傅。这种片方没做宣传，却因良好口碑在社交平台上形成话题，并持续发酵，进而使播放量不断攀升的事例，正是“互联网+”时代才会出现的特有景观，也给纪录片的营销发行带来新思路。
选题方向和表达手法发生转变
“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选题方向和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直以来，纪录片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一群精英制作出来给另一群精英看”的刻板印象。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不仅使更多出品方和制作人参与到纪录片的生产中来，还使大量网友成为内容提供者和观看者。在这个“全民皆为记录者和观众”的时代，纪录片的选题观念为了适应网络群体的观看需求，也开始呈现出去精英化的趋势。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网民更倾向于关注社会热点内容，这一特点势必激发业界对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热情。比如凤凰视频的人文纪录片栏目《甲乙丙丁》通过“胡同里的盲人电影院““北京老澡堂”“龙套哥的卑微人生”等内容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以此反映和思考社会问题。
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还为纪录片的个性化表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时长上来说，在网络上播出的纪录片无须局限于电视栏目30分钟或45分钟的标准时长。为了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碎片化的趋势，互联网纪录片越来越短，更强调快节奏和悬念性，甚至出现微纪录片的概念。与传统纪录片青睐于宏大叙事、群体叙事的表达方式不同，互联网纪录片更倾向于个人化叙事。比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采用以往历史纪录片中所惯用的恢宏大气的镜头和气势磅礴的音乐，而是以个人的视角展示稀世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将视角对准爱好作诗的普通人，用诗化的镜头语言呈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见，个性化的表达正成为网络环境下纪录片创作的重要理念。这些创作理念的改变正是互联网传播渠道与传播对象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化使命和专业品质必须坚守
当互联网被纳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传媒格局之中，技术不再是决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纪录片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中国纪录片艺术的未来必定是在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实践中实现的。当诸多复杂因素共同影响着纪录片的发展未来时，我们发现，“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只是种种美好的可能，要把这些可能变成现实，不仅要敞开胸怀、创新思路，更应担当责任、坚守使命。
自1922年，世界第一部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诞生以来，从电影纪录片到电视纪录片，再到现在的互联网纪录片，纪录片人一直在调整着自己的创作观念和生存逻辑。但无论怎么调整，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从未改变，那就是“纪录片要在繁缛复杂的社会百态和千差万别的现实情境中，筑构一种对生活的思考、对现实的记录和对未来的憧憬”。尽管纪录片的互联网制作与传播，可以让无数草根网民参与到纪录片的生产过程中来，但对从业者的门槛降低不代表对作品的品质要求可以降低。网络可以上传海量内容，但有传播渠道不代表一定为观众所接受。从在网络播出的电视剧、综艺节目，到网络自制内容，相较于电视平台，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更多。因此，“互联网+”时代对选题的重要性乃至趣味性、时效性，拍摄的考究，剪辑的精良，后期处理的用心，专业化的营销，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等纪录片生产制作发行各个环节的要求，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目前我们创作的一些所谓互联网纪录片，只是把互联网因素简单粗暴地植入创作营销之中，打着迎合网民收视心理的旗号，或用性格极端的人物挠民众的笑点，或用残酷故事碰社会的痛点。用这种思路作为指导，“互联网+纪录片”的发展道路就会出现偏差。这正是当下“互联网+纪录片”向纵深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真正的“互联网+纪录片”应用互联网的基因、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用互联网的框架来重构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比如，在纪录片的预售环节，可以采用网上众筹的融资方式;在生产环节，编导可以依据大数据，随时改变拍摄角度和剪辑方向;收视环节，观众利用社交平台自觉互动，参与情节发展，共同完成叙事，等等。总之，未来总在想象之外。纪录片人面对“互联网+”时代热潮的冲击，还需保持冷静理性，既乐观地看待其中的积极因素，也不回避各种难点和问题，稳扎稳打，让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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