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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是一种传播工具，它的兴衰成败取决于其在信息传播中到底有没有、或有多大社会存在价值。
从传播技术看，网络新媒体个性化、交互式传播受越来越多的人青睐，但电视大众化、广播式传输覆盖范围广、占用资源少、成本低、安全性高的特点，仍有广泛的适用性。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在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广播式覆盖仍然是主要手段。
据统计，到2019年6月底，全国互联网用户8.54亿，普及率61.2%，不仅远远低于电视的综合覆盖率，而且有近6亿人口不是网络用户，农村网民只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3，巨大的数字鸿沟与城乡差别，造成的信息不公平将长期存在。
未来中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社会的智能化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重要的收视工具。
从社会需求看，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和互联网大国，大国治理的关键是整体性，它需要以社会性来引领个性，以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避免社会的情绪化和碎片化。
面对信息泛滥，大数据和算法虽然可以通过用户画像实现精准传播，但由此而产生的“茧房效应”，让信息传播圈子化、碎片化。
人是社会化的存在，古猿人之所以能够走出丛林，正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强悍的猛兽和各种自然灾害，并逐步的村落化、城堡化和国家化。人类作为社会化的动物，不仅需要共同的利益，严格的法律，而且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来维系。
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人类不仅需要自由和民主，更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来应对多元化的诉求和处理日趋频繁和复杂的各种关系，避免社会撕裂。
网络传播一方面使社会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但大量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垃圾信息让人莫衷一是，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稳定和统一需要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来维系。
电视作为官媒，虽有其局限性甚至弊端，但其传播真相、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仍不可替代。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电视传播仍然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信息工具。
从媒体生态看，良好的媒体生态，是信息时代构建更好的传播与沟通机制的重要保障。互联网诞生50年来，网络新媒体迅速普及，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媒体革命。新的信息环境和媒体生态所改变的，不只是人们接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
同时，人们通过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反过来影响媒体的生态和社会信息环境。今天互联网不仅成为新的主要传播工具，而且成为社会变革和舆论形成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1994年，中国开始拥抱互联网，短短的25年，就从互联网的跟随者变成了并行者，在不少方面成了先行者。中国既是互联网效应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互联网负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和信息环境治理的最大挑战者。
随着在5G和智能化领域的强势抢跑，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超连接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更加复杂多变的连接关系。能否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将是决定超连接社会成败的价值基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媒体生态建设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专业媒介组织，它以社会大众为对象，以促进社会共识为目的的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理应成为信息时代构建新的媒体生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电视当前的困境，既来自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也源于自身应对不力。电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两个突破：一是借助制度创新，打破行业和区域限制，实现规模化和体系化，向以大屏为依托、多屏互动的融媒体转型；二是依靠新技术的赋能，由广播型媒体向广播＋交互的智慧型媒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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