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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助力，人脸识别技术以其不可复制性、非接触性、可扩展性和快速性等特点在多种生物识别技术中脱颖而出。
人脸识别开始应用于生活中
近期，人脸识别更是成为学校“新宠”，助力校园管理，在门禁、陌生人识别、食堂支付，甚至开始在课堂上识别学生面部表情，找出不专心的学生。
而且，一些地方也开始启用“刷脸”执法，人脸识别闯红灯，核实违法人员的身份。
我相信，在中国，会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样做挺好的，帮助老师方便地管理孩子，督促孩子学习。也会有很多人认为，闯红灯的一个也不放过，加大立法力度，挺好。
但是，我认为，此类人脸识别，值得商榷与审视。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脸识别应用需考虑公民隐私
在现在的信息技术下，方便性必然建立在个人数据上。浏览器不用填密码，就得打开cookies；轻点鼠标购买物品，必然要交出自己的姓名地址、购物历史偏好；用APP引导自己锻炼身体，服务器没有积累的过往身体数据，就无法指导；打车，不给出目的地，打车软件就无法安排；刷脸支付，地铁刷脸进入，就必须透露出自己的行踪。如果要优惠券、要精确推荐，则需要交出自己的消费历史记录；新闻类APP，精准推送自己喜欢的内容，则意味着以前看过的东西被记录下来。
前段时间，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一句“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引发了舆论的声讨。但不得不说，他某种程度上说的是事实。中国人有着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掌控一切，从工作到家庭，从避孕套的大小、多寡，到家庭纠纷、生儿育女，单位负责一切。由于单位分房的熟人群居模式，任何一家的琐碎事情，都会迅速传播开来。在这种场景之下成长、生活的中国人，缺乏独立意识，隐私意识自然也较低。
这类用隐私的代价去换取方便，选择权在个人的时候，还可以视为一种个体选择，个人有选择付出隐私的自由，还无可厚非。但是，教室监控面部表情，人行横道线用面部识别，都是相对更强势的学校、公权力机关的一种强制性的行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脸识别代价远大于收益
刑法谦抑，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同时，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同样的，在强制公民付出隐私的代价的时候，就必须获得足够大的收益，或者减小足够严重的危险。
虽然人脸识别不是刑法，但是，对于强势机构、公权力机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即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最大的目标。
人行横道线是一个必须完全杜绝、一旦有人触犯就会代价极大的事件吗？同理，上课不听讲、睡觉、玩手机，甚至旷课，是一个具有极大危险，威胁到公共安全的事件吗？显然，这都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面部识别严厉制止横穿人行道和学生上课不专心，收益都很小。
▲5月15日，杭州某中学的学生通过智慧刷脸系统进入学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防止人脸识别被滥用
那么，与此对应的，除开采购成本，还有哪些社会成本呢？
各个领域引入人脸识别，会使得公众对这一技术变得麻木。这就会使得在后续中，这种技术会不断地在其他领域使用，规模效应又会导致其更大规模地进入各个领域。
比如，目前，地铁还做不到不使用身份证，而用闸机采集乘客人脸，在人口库里进行比对来识别乘客。这是因为乘客规模巨大，闸机识别会造成识别准确率明显下降，识别过程有一定延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是可以被克服的，但经济上却不可行。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域使用面部识别，需求的规模效应会拉低成本。从经济上，一个更大、更廉价、更灵敏的识别数据库以及相应的硬件系统，就会被建立起来。比如，识别一次成本是1块，这时候应用会被限制；但如果成本降到0.01分，那么，这个系统就会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从而，在现实中，人脸识别离被滥用，就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某种程度上看，学校与人行横道应用人脸识别，这种行为的潜在代价如此之大，现实收益如此之小，并不符合成本——收益的原则，应当被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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